1999年秋天,我回到睽違兩年的台灣。

灰狗駛過開發過度的西部平原,灰濛濛的草地和稻田裡隱現著灰色方塊的水泥屋和飛簷紅瓦的小廟,路邊景致迥異於歐洲的開闊視野。車上僅有幾個旅客:一個專科學生模樣的女孩拎著一袋路邊剛買來的吃食;一個中年男子手裡提著一個塑膠袋,是盒便當,車廂裡頓時充滿油膩的食物氣味。爸爸開了車子到台中來接我,回彰化的快速道上,爸爸問我餓不餓,想不想先去吃點東西再回家。

時間是下午,秋末的涼爽中仍有些鬱熱,肉圓攤子開在大馬路旁,午後的陽光斜照著店裡幾張木桌,沒有客人。兩個汗衫短褲的老闆翹著腳閒著抽煙看報,後面一隻收音機哇啦哇拉地唱著,大鍋裡躺著一隻隻肥圓光亮半透明的肉圓,滾燙的熱悶在汪汪的黃色透明琉璃裡。「肉圓?幾個?這裡吃?帶走?」中年老闆看到我們下車往這邊走來,馬上俐落地站起身,右手抄起叉子,左手抓著小碗,笑著向我們開口直問。看到這樣的景象,聽到這樣的台灣腔,我不禁笑了。

台灣,我回來了。彰化肉圓,久違了。

老闆熟練迅速地從油鍋裡叉起一隻隻肥亮的肉圓,巴掌大厚淺的藍白色小磁碗裡剛好夠放一隻,接著用一把大柄口剪刀在每隻肉圓表皮上橫斜豎直地剪出一道十字型開口,熱氣霍然蒸出。老板在每隻碗裡淋上一匙粉紅色甜醬,一點黑色醬油膏,最後倒上一小匙奶油色的蒜泥,一手一碗端著走來。桌上除了一筒白鐵小叉子、一盒蒜泥外,還有一小瓶胡椒,另外一個長嘴圓肚的汽車機油瓶裡裝的是辣椒醬。

肉圓的皮,入口軟滑有勁;肉圓的餡,甜鮮肥腴,香氣四溢,正是我在巴黎異鄉夢裡道地的彰化肉圓。

爸爸用小叉子把皮切成小塊,快速地一一送進嘴裡,偶而就一口蘿蔔湯,三兩下就吃光了。一邊吃著,我問爸爸:「你小時候有沒有肉圓?」大概沒料到我會問出這麼奇怪的問題,爸爸抬起頭看了我一眼,可能是我的一臉正經,爸也就很認真回答:「有啊!」「和這個一樣嗎?」我接著問。「差不多吧?」爸說。可是不對呀,不是說你們那一代小時候窮,很多人吃不起豬肉?爸又想了一下,不怎麼確定地回答我:「可能餡裡面的肉沒這麼多吧?」「爸,那你知不知道肉圓是怎麼來的?是誰發明的?」爸又想了一下:「不知道。可是誰會去問這個呢?」

彰化肉圓名聞全省,到處可見,可是彰化人吃肉圓還是有點不一樣。除了皮要做得薄軟滑有勁,肉餡更是各式各樣,五花八門,肉角的、肉絲的、加了筍塊的、蛋黃的、香菇的,更有後來加入雞腿、栗子、蚵乾、干貝等高級材料的超級肉圓。像全省各地的土產一樣,在地的彰化人會如數家珍地告訴你,哪一家肉圓是「正港」的,哪一家是三十年以上的老店;北門口肉圓和大竹、北斗的肉圓又有什麼不同。可是我不知道有沒有哪個彰化人可以告訴我,肉圓從何而來,是誰發明的,後來又如何演變出不同的各種類型。

或是將這個問題反過來問:有沒有哪個彰化人想知道彰化肉圓是怎麼來的,是誰發明的?我只知道:台灣文化的發源地中國大陸好像沒有,殖民台灣半世紀的日本好像也沒有。我幼稚地想:或許從原住民的某些食物作法裡可能探到一點蛛絲馬跡?

待在台灣的一個月裡,我四處訪友,約會見面的地方無一不是餐廳,或是哪家小吃店。有趣的是,每個台灣人心中都各有一套美食小吃地圖,哪一家的什麼好吃,哪一家的什麼做得道地。有大半時候我自己騎著腳踏車大街小巷找小吃,追尋過去的食物記憶:碗粿、蘿蔔糕、米糕、臭豆腐、鹽酥雞、烤玉米、貢丸、粿仔條、肉燥飯、麵線、楊桃汁、仙草茶……。除了這些熟悉的小吃之外,我更驚訝地發現過去沒有的,不知是誰這兩年發明推廣的小吃:臭臭鍋、桶仔雞、可樂雞、麻辣香腸…… 。這些自小熟悉的土產吃食,沒有一樣我說得出一點其背後的歷史。

是誰發明了這些傳統吃食?這些年來台灣小吃推陳出新,又是什麼樣的社會機制在推廣這些吃食,甚至進而將之全面商業化?在書店裡你可以找到數十本介紹台灣各地小吃美食的指南,除了少數幾種還帶著點街頭巷聞的傳奇色彩外,多數看不到有系統的史料記錄。

台灣人這麼愛吃、好吃,卻沒有人可以告訴我熟知的肉圓碗粿從哪裡來。

十六世紀初西班牙人發現了巧克力,以後的近百年裡,幾個歐洲的強權國家也都發現了這項產品的經濟價值,各自引進了巧克力,並開始做起可可豆的買賣。十七世紀初,製作巧克力技術在歐洲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這幾個海權國家: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想和中國做買賣,陸陸續續把商船開到福爾摩沙這個美麗的小島來。

讀到這段歷史時,我眼睛突然一亮:1615年西班牙安妮公主嫁給法王路易十三,把巧克力正式傳入法國宮廷的同時,是不是也有西班牙軍隊偶然地在船上裝了可可豆運到台灣呢?或是更有可能的,荷蘭在其殖民地爪哇試種可可樹時,是否也曾想在氣候頗似的台灣試種呢?(台灣和可可的祖國墨西哥同樣被北迴歸線劃過!)台灣人可不可能遠在三百年前就接觸過這個至今我們仍認識不多的洋貨──巧克力呢?這個揣測比我原先預期巧克力可能遲至本世紀初,因戰爭由美軍以軍糧的方式輸入,或日本殖民時期帶進台灣的幼稚念頭更教人興奮。可惜,在我翻閱的有限資料裡沒有任何記載台灣人或中國人,是在什麼狀況下第一次接觸到巧克力的,我們的祖先對這個新產品的反應又如何等等。我只好無知地猜想:可能當時巧克力滋陰補陽的神奇療效未被充份宣傳,否則以中國人對壯陽品的癡狂,不會如此漠然處之;或是當時中國人因民族情緒作祟,而對「洋鬼子」的東西有意識型態上的排斥。

總之,出現在十八世紀中葉,對中國豪族生活描繪鉅細靡遺的小說《紅樓夢》不曾寫到賈寶玉喝過巧克力;然而,百年後上海的時髦女子張愛玲和好友炎櫻逛街時,已經坐在咖啡館喝起熱巧克力加奶油來了。這百年的巧克力空窗期,迫使我黯然地將原本希望探討中國人(或台灣人)與巧克力歷史因緣的章節取消了。在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互動裡,巧克力或許連枝微末節都算不上,然而對一個像中國這麼戀物的民族來說,總讓人覺得有些遺憾。

希望有一天會有人替我們將這一段巧克力外史補上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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